2014-12-26(五)【哲學星期五@台北】─《「同志文學」的發明 / Invention of Tongzhi Literature》
隨著社會開放、政治民主的腳步，台灣文化也正面臨轉變，性別已成為文化論述和實踐不可缺乏的部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性別和同志運動如何影響台灣的文學世界呢？而文學與社會又是如何產生互動的？
本週哲學星期五邀請了台灣著名「酷兒作家」紀大偉主講，他曾於1994年《島嶼邊緣》雜誌（1991年創刊）的「酷兒Queer」專號發表文章，可以說是早期把同志和酷兒的話語、翻譯及運動的討論帶入台灣的代表之一。對台灣社會與文學而言，這場運動無疑也是一場跨語際和跨學科的文化運動。
紀大偉主張「同志文學」是台灣的發明。這番主張並不是要夜郎自大地歌頌台灣多有發明創意，而是要指出同志文學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而不是普遍性的（universal）。雖然台灣深受英美同志運動的「普世價值」所影響（例如「出櫃是美德」這個想法），但是台灣生產的同志文學卻很難逐一對應到同性戀題裁的英美文學。這裡說的「對應」到第一世界──或可說是「翻譯回去」給第一世界看──並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因為同志文學充滿台灣歷史上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例如，同志總是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句老掉牙的格言綁在一起，可是這句格言並不能──也不必──翻譯回去給第一世界看。
「中華民國在台灣」長期壓抑同性戀（也就是說，同性戀只能隱私，跟公共無緣）；1980年代末期解嚴加速國外種種觀念進入台灣（也就是說，出現翻譯的新一波高峰）－－這些歷史事件都決定「同志文學」在台灣生成甚麼形狀。紀大偉強調：首先，同志文學跟「翻譯」（以及外來語）和「公共」（以及公共化、公共論述等等）無法切割；其次，「翻譯」和「公共」互相影響。「同志」、「酷兒」、「拉子」等等外來語提供了同性戀公共性得以生成的契機，就好像為葡萄藤提供了得以攀附的葡萄架；但這些外來語一方面推動公共性，另一方面也被公共性所改寫：外來語在不斷被公共化的過程中被本土化了，越來越偏離英文「原版」。
「同志」、「酷兒」、「拉子」早就背離「gay」、「queer」、「lesbian」了，可是語言的背離往往比忠誠有趣。紀大偉的報告將討論下列作品：杜修蘭小說《逆女》、舞鶴小說《鬼兒與阿妖》、〈一個同性戀者的秘密手記〉以及桑梓蘭專書《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The Emerging Lesbian）。這三個作品恰好都洩漏出對於翻譯暨公共的執迷。
藉由作品的分析討論，以及對台灣同志文學發展脈絡的觀察，我們不禁想到，不知不覺中，「公共化」已變成現今流行的政治修辭，但它究竟在什麼意義下被理解呢？而翻譯外來語的努力，果真可以帶來知識或價值的「在地化」？這些都是值得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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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4年 12月 26日 (五) 19:30–21:30
【地點】 Café Philo 慕哲咖啡館 地下沙龍
【地址】 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6 號出口)
【主持】 陳妙芬│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及哲學博士候選人
【主講】 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