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訪》陳東升︰青年返鄉生根 改造地方政治
2015-02-16
記者鄒景雯／專訪
台南市議長李全教涉賄選遭收押，藍綠議員都涉入，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指出，這顯示地方候選人的條件問題，因此關鍵在人；要打破地方政治結構，需要更多年輕人在地生根，建立基層參與式的民主制度，來改變地方社會生態，甚至形成全國效應。
陳東升。（記者廖振輝攝）
問：台南市議會的賄選醜聞，這類地方政治樣貌，在其他縣市並不乏其例，你如何看待這個普遍性的現象？
陳東升：九合一選舉顯示相當高的青年朋友投票率，也讓我們看到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提高，透過選票對於執政效果不好的政黨給予充分的懲罰，對其他政黨給予高度的期許，大家認為選舉結果應該是個美好的故事，但是接下來的議長選舉，整個劇本竟與選舉剛結束時的正面期待有很大落差，我認為問題出在我們在地方參與公共事務的候選人，其品質、能力、公共性是不夠的。
地方候選人 品質能力不足
有些候選人可能條件不是那麼好，但是隨著選民要懲罰執政黨的大浪潮而當選，這類代議政制選出來的代表，事實上依舊耽於傳統的政治模式。我們必須要問的是：為什麼是這些人出來選議長？為什麼政黨只能提這些人？為什麼這些議員是這樣投票？為什麼這些人在基層是有實力的？如果我們只有黨內初選，只有傳統家族或在地派系的領導人出來選民意代表，再加上我們的公眾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能力都不高，當我們把權力託付給這樣的民意代表之後，就又回到恩庇侍從主義恩惠的給予，這樣的結構如果不在具有公共意識的地方政治人才培育上努力，以及地方各種制度設計的創新，其實很難打破。
過去不就有許多賄選判刑的前例，事後不也一而再、再而三出現。這幾個議員上次就有同樣的情況，他們一直出來選，還是照樣選上！所以這些人就算把他開除黨籍，甚至將其判刑，但若在地政治文化與民主參與的模式沒有改變，每次選舉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地方政治的品質，我想差別不會太大。
問：這種困境如何突破？
陳：要改變現況，使地方政治的運作真正符合民主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地方政治人才？也就是對民主的運作有想法，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是站在群體的利益，而且他有能力做好這樣的事情。幾十年來，年輕的世代願意到基層，從最草根的地方開始扎根參與公共事務，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年輕人要回到鄉鎮地區留下來，而且長期的耕耘，因為傳統政治力量的盤據、在地經濟機會不佳、傳統社會組織的慣性等，所以相對來說比較困難。
新世代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最近五、六年，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包括在國際上有滿大的轉變，諸如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平等、金融危機、政府效能不彰等，危機就是好的契機，大家對於可以做什麼事情有了不同想法，特別是年輕世代有機會去思考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也因為一些新社會實踐模式的倡議與推動、以及社會媒介搭配，讓這件事是可能發生的。
從野草莓一直到太陽花運動，就是年輕世代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價值文化的一個展現，這是在政治上的。
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為什麼社區經濟、在地經濟、微型創業、社會企業逐漸受到重視？我認為這代表年輕世代對於當代政治經濟危機的深入反省，並希望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做法，我們可以分析，那些結構性條件讓三十歲左右的世代如何可以有不同模式與管道來做這些事情，包括利用過去傳統未使用的媒介，如臉書、噗浪、PTT、BBS，在資訊的傳遞與討論上更多樣，公共參與的基本門檻也相當低；對那些有創新構想的年輕人，有創新想法開始組織動員去做事，可以利用另類社會媒體來進行，慢慢的，我們看到一些年輕朋友在地方上生根。他們都是回到自己最基層的地方，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去做長期的耕耘，也逐漸產生效果。
這些社區經濟的努力，與地方政治、公共事務無法分割，這次九合一選舉就可以看到這些領域是連結在一起的，例如台中「好伴」共同工作空間進駐的一個女生，選前三個月決定參選里長，藉由自己的努力，與好伴在台中中區一年多以來，為了在地經濟再生所耕耘的新社會網絡，最後以五票差距打敗了當了二十幾年的老里長。選後她以「好伴」這個共同工作空間當做里長辦公室，於是兩組人馬漸漸匯流，在地經濟和地方政治串聯在一起。
從宏觀的角度，年輕人回鄉必須要有經濟的基礎，而且是創新的，創造出對自己有意義、對地方社會具公共性的工作，這些是可以維持生存，接著這些人可能因為他們從事的工作會產生地方變遷的外溢效果，有些年輕人會加進來，例如他們創設青年旅店、共同工作空間、地方自然農耕合作生產組織等，透過辦理培訓營、公共論壇、在地旅行、實習店長等活動，並在臉書發布一些訊息，擴大動員組織範圍，對於關心地方經濟與公共事務的人，特別是那些旅居外地的公民會有影響，當這個pool夠大時，就形成另類動員管道，這對地方政治運作是會有貢獻的。
社區生活必然是一個整體，因此地方政治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的問題，也是地方社會整體的議題，我們要處理地方的議題，也勢必要把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社會安全、社會福利系統性都連結在一起，這可以是年輕人，也可以是退休返鄉的中年人，大家成為一個鬆散結合、但是有共同理想的群體或公民組織，這樣才有辦法長治久安的去改變地方政治問題。
這次九合一選舉中有個例子，一個年輕朋友經營「我是中壢人」的粉絲團，沒有花很多經費，經濟資源門檻並不高，臉書上談的是中壢市的公共議題，粉絲達到二十六萬人，有些是在地的，更多的是在外縣市就學就業，因關心共同的事務而對話。這位年輕人出來選舉，以第二高票當選桃園市議員。這是年輕人參選非常有意思的模式，超越傳統恩庇侍從或親屬關係的網絡，創造了一個新的公共參與或基層選舉的管道，發展出另類社會政治組織型態。
具有創新創意想法的一些年輕世代與網路平台、社交媒體的動員，一定程度撼動了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地方政治社會組織基礎。新竹市、桃園市就是很有趣的例子，我相信傳統組織動員模式的重要性會慢慢降低，甚至有一天被取代。
推動參與式民主 極為重要
問：可以預見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陳：如果沒有一群人有意願參與地方事務，在地方社會慢慢經營，真正的投入在那裡，並搭配適當的制度設計，那麼即使有這些組織與管道，也無法自動讓政治或民主的發展變得更好，這是沒有捷徑的。
我所謂的制度，是著眼於目前主要還是代議民主制，直接民主並不普及。拿我們正在倡議的審議民主之公民會議或是「參與式預算」來說，其概念就是只有領導者對民主政治熟悉，願意參與公共事務，這是不夠的，必須公眾也願意投入公共事務的討論、資源的分配，彼此理解這些資源的使用，其背後理由是什麼，它具有何種公共性，像這種參與式民主的推動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繼續只是純粹代議民主的型態，可能沒辦法很穩固的落實台灣的民主。
今年初台大社會系的審議民主團隊、青平台與北投社區大學一起合作推動台灣第一次參與式預算的實作，從公民討論的過程，提出八個具有公共性的議案，最後有一七八位公民參與說明會和投票，以及居民後續執行獲得支持的方案，北投社區大學已經決定，每年提撥一定經費透過參與式預算來進行討論與分配。如果民選首長願意落實選舉時提出的參與式預算政見，並且確實依照參與式預算的程序去推動，那麼這將是深化基層參與式民主的最好機會。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政治的問題，但不一定要用政治的手段來解決，或許繞個路從社區經濟、地方文化資產保存、或是在地農業等著手，發展出一個正面的地方社會生態體系。對於台灣整個地方社會的變遷，我是樂觀的，也看到了一些轉變的線索，有些人，特別是年輕朋友，真正在地方社會長期的在努力，顯現出部分的成效；他們在不同的鄉鎮打拚，但這些在地創新社區經濟、地方公共事務組織逐漸建立跨地域的連結，未來就可突破地域限制，產生全國的改變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