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霧社事件－Dakis Pawan郭明正| 電影《賽德克‧巴萊》族語顧問

八十年來，有關「霧社事件」的報導、研究、論述與著作，在臺灣、日本可謂從不間斷；不可諱言的是，日本方面因掌握著當時大量的文獻史料而佔盡優勢。可喜的是，近年來臺灣經過不斷地蛻變與省思，在互相學習與相互包容之下織出多元、多樣化的社會。

我看霧社事件

Dakis Pawan郭明正| 電影《賽德克‧巴萊》族語顧問

1930年爆發「霧社事件」以來，已悄悄地過了八十個年頭。二戰後，臺灣由日帝殖民政府進入國府時代，但兩個不同的政治體對「霧社事件」的詮釋與定位也不同。我起義抗暴的先祖們，也因而由「叛國（日）」逆民搖身一變成為中華民族「抗日」的烈士。他們抗暴的事蹟成為「抗日」的歷史典範，而我族當時起義六部落之一的馬赫坡（Mehebu）部落領導人莫那魯道（Mona Rudo），更躍升為臺灣「抗日英雄」的指標性人物。

 電影《賽德克‧巴萊》與我認知的霧社事件迥然不同

當魏德聖導演取材於「霧社事件」的歷史改編劇──《賽德克‧巴萊》，自2011年9月初放映之後，在臺灣旋起一股「賽德克」風潮，並受到廣泛的討論。身為抗暴遺族的清流（日稱『川中島』）部落族人，頓時受到國人及傳媒從所未有的關注。

由於《賽德克‧巴萊》一片的攝製理念是，盡可能地呈現趨近於當時的歷史現場，因此劇中的人物、場景、服飾、妝扮、道具以及對白等等，無不以1930年代為參考背景。我何其有幸能受邀擔任該片「賽德克族語」對白的隨拍指導員，並「掛名」為歷史文化「總顧問」。

隨拍期間，我發現本片劇情的設計有諸多與我認知裡的「霧社事件」迥然不同，有感於電影影像的影響力不可小覷，私下決定要記錄個人的隨拍心得與感觸。當我向導演提出有這樣的構想時，導演不但毫無反對之意，或認為有不妥，反而支持與鼓勵，還關心地對我說：「是否已找到出版公司？」。

 日本的「霧社事件」文獻史料較多佔盡優勢

在導演與後製團隊的規劃下，拙著「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列為本片六本行銷書系之一，且由「遠流」出版社出刊發行。在拙著裡，除敘述我隨拍的「驚奇之歎」與「寄情我先祖」之外，主要是點出本片劇情中與我清流部落族老口述的不同之處，但我絕無意表達所點出陳述的任何橋段即為「真相」，因世上任何「金句名言」都有討論的空間。

八十年來，有關「霧社事件」的報導、研究、論述與著作，在臺灣、日本可謂從不間斷；不可諱言的是，日本方面因掌握著當時大量的文獻史料而佔盡優勢。可喜的是，近年來臺灣經過不斷地蛻變與省思，在互相學習與相互包容之下織出多元、多樣化的社會。

拜資訊科技的進步，有關「霧社事件」的研究與論述已脫離了純文字的敘述，而朝向輔以影、音並存的報導與紀錄；其間還包括描繪之於漫畫、拍攝成紀錄片、以舞台劇展演或製作為連續劇等等，在在展現不同的思考樣貌。

歷史無法重來讓歷史歸於歷史

而這次魏德聖導演將「霧社事件」拍攝成史詩般的電影鉅作並邁向國際，實突破了原住民歷史無緣搬上大螢幕的舊有桎梏。當然，以原住民相關的歷史做為電影的素材，一定存在著不可預知的難度與挑戰，但如何與相關族人取得信任與共識，且誠摯地力邀他/她們共襄盛舉是必須的。最後，我要說：「歷史無法重來，歷史無法改變；電影不是歷史，讓歷史歸於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