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基本工資論顯示朱立倫財經知識不足
總統大選至今，「基本工資提高至三萬」似乎成為朱立倫最重要的經濟政策，還搬出「我是財經博士」來凸顯他與蔡英文的不同。殊不知這是最最廉價的政策！任何只是會喊價的政策，都是最不負責任的政策，就像只要台北市的路邊停車費降到每小時20元就能解決停車問題一樣愚蠢。
朱立倫的邏輯是：提高基本工資可以促使廠商更積極轉型，解決台灣產業升級不足的困境，甚至搬出多位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的主張來支持他的論述。
這樣的論述適不適合台灣，容後再述；倒是我們要先來看看國民黨政府，這幾年來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還記得早在馬的第一任任期時，前政務委員管中閔對於提高基本工資所回應的那句「勞工想要一顆茶葉蛋，將來就會連飯都沒得吃」的名言嗎？朱立倫說他是財經博士，該如何回應管中閔這位中研院財經院士呢？朱立倫批評蔡英文「離財經界、學界太久了」，那管中閔呢？管中閔此時是不是該出來說些什麼？
另外，才在前幾個月，當面對立委要求提高基本工資至兩萬五時，國發會主委杜紫軍表示「調升基本工資，有許多中小企業可能無法承受」；勞動部長陳雄文也說：「如果調漲基本工資，對服務業的老闆來說是負擔不起的。」經濟部長鄧振中更是多次表示「不宜提高基本工資」。原來，馬政府的經濟思維，一以貫之，就是靠低薪維持經濟。
朱立倫如何面對國民黨這些「優秀政務官」呢？不要忘了，馬英九在上任之初，就大言台灣必須以創新驅動的經濟取代過去以效率驅動的經濟，多年下來，豈非是空話一場？也別忘了，當面對出口嚴重衰退時，永遠的原因都是「產業創新升級不足」！
我們並非反對調高基本薪資，我們也曾多次在社論中強調改善勞動條件對於經濟轉型的重要性；但如果認為提高基本工資，就能讓台灣經濟順利轉型升級，就能有以所得提高驅動的經濟成長，未免太過淺薄！過去幾年來，中國基本工資調升的幅度之大之快，眾所皆知，然而中國的經濟並未有效轉型升級，還是得靠在海外挖人才、併企業的土豪方式來做；更嚴重的是，中國經濟的消費內需不振日益嚴重，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中國殷鑑不遠，只依賴調高基本工資，作不得經濟解方！
美國Stiglitz等經濟學家強調提高基本工資，以薪資帶動經濟成長，固然是正確的見解。但也別忘了，其背後的原因是企業有太多的保留盈餘，提高薪資可帶動分配更趨公平，進而帶動消費與需求。台灣的問題在於有太多微利的企業，微利現象若不改善，光是提高基本工資，可以想見必須付出美國所不會發生的重大代價。
因此，如何透過政府力量來達成產業的創新、促使產業轉型升級，是台灣的當急之務。馬政府雖然有無數相關的計畫，成效卻明顯不彰；所以必須改弦更張，但絕非喊價式的「提高基本工資」，必須提出根本性的產業創新方案。就此而言，蔡英文願意根據台灣產業現況與優勢，擬訂五大創新研發計畫，聚攏並避免錯置資源，而不廉價式地、喊價式地高喊提高基本工資，毋寧是較負責任也較符合台灣所需的做法。
朱立倫所提的「工資帶動型成長策略」（Wage-led Growth Strategy），全球已多有討論，實非新穎；但國際貨幣基金（IMF）、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建議的是「使工資成長與勞動生產力更緊密結合」。若一國創新活動動能不足，導致勞動生產力無法有效提升，那麼即使「工資成長與勞動生產力更緊密結合」，也將是一個低度的工資，只喊提高基本工資只會徒勞無功，無法創造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
如果真要談所謂「包容性成長」，我們更應注意：它還包含了改善所得與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工會力量薄弱、勞工工時過長等等問題，不只是單方面提高基本工資而已，朱立倫要不要談談這些問題呢？
本報去年3月10日的社論即曾提出「加薪問題需有結構性、整體性的解決方案」，說明想要驅除低薪化的惡魔，必須先釐清低薪化的原因，由根本性、結構性來改變低薪環境，才有可能成功。並具體指出台灣低薪化的原因在於經濟的過度傾中——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嚴重拉低台灣薪資、代工生產模式導致的低薪經濟結構、對出口貿易過度依賴導致的低成本思維、房地產炒作造成的消費能力不足與內需不振等。朱立倫這位「財經博士」不離口的「專家」，除了提高基本工資，可有更高明的政策？
照片來源:中岑 范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