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釀壺民主釘子酒（下）：不要以為台灣有了民主，威權就不會再回來
文：青平台、李奕萱（台大外文系、公民記者）
►一起釀壺民主釘子酒（上）：中國有很多不同的面相，那些都是真實的一部份
家儀：不要以為台灣有了民主，威權就不會再回來
家儀來自香港，1989年六四運動時，她才國中，六四的記憶給了她很大的影響，讓她在大學畢業後開始參與社會運動，關心人權。2001年時，她到了台灣，她有一個想像：希望結合台灣與香港民間的民主運動，一起對抗共同的強權。然而那時候卻有一個台灣民主運動前輩告訴她：「我們沒有什麼好交流的，你就那邊買一本書吧，台灣六十年左右的運動跟你們現在的進度差不多吧。」這樣的事件讓家儀感受到了台灣人當時對香港議題的冷漠。
家儀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經親眼看過《上訪》所說的上訪村，然而因為自己香港人的敏感身份，看了一眼就離去。不過她在山區教書時，卻看見了中國底層另外的哀歌。在山區，有學生因為吃不飽，蹲下去再站起來就會頭暈；山區，有些路一直都沒蓋起來，問說為什麼無法完成，才知道修路的錢中央撥款，但地方官卻又找當地人收錢，於是當地人就想說，乾脆不修了。
回到教育體系裡面，家儀開始知道自己可能被監控。她說，只要她有一段時間不能看電子信箱，再打開信箱時，就會發現有關政治社會議題的信件都被看過了。家儀開玩笑說：「反正就讓他們看啊，哪有人會在信件裡講秘密，如果你用信件講秘密，那是你的問題，不是他們的問題。」
雖然家儀用輕鬆帶過信件監控的事件，但被監控本身仍然相當令人恐懼。在家儀參加完雨傘革命同年的七一遊行後，從香港回到北大，抵達時已經五點多，原本應該先去找老師報備到校，但因為疲倦而作罷。隔天，遇到老師時，老師竟如流水賬一般數出了她前一天的行程。那時家儀真的確定，自己是被監控的。
「大家都以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以前的香港人和現在的台灣人有很類似的想法，覺得只要自己什麼都不做，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然而家儀說，這是不對的，就連在台灣，來自中國的研究員、民間學生都有可能是來監控的人。而香港更是有許多拿Facebook的貼文來作為量刑證據的案例。
家儀演講照片
回到中國的現狀，家儀哀傷地說，每一天拘捕、迫害的情況都還在發生，在每一次的運動裡面，犧牲的並不會只有領頭的人，還有太多無名的參與者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她舉了李旺陽作為例子。李旺陽是中國湖南省六四民運勞工維權人士，因為支持六四民運，他長期受困獄中。出獄後，他接受了六四民運相關的採訪，沒想到在接受訪問不久，他就在家中離奇死亡：腳沒有離地的上吊自殺。
家儀說，現在的中國還有千千萬萬個李旺陽，台灣也曾經有過許多這樣的人，因為有這樣的人，所以才會有現在的民主。最後她語重心長地說，不要以為台灣已經有民主，就不會再有威權。中國發生的事情對台灣或香港的人來說，都有些遙遠，但去了解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小光：你拿自由做什麼？
小光是一個台灣青年，一出生就開始呼吸民主社會的自由空氣，沒有經歷過台灣社會曾經充斥的壓迫與恐懼。她跟中國並沒有什麼大太多關係，最多就是參加過統戰團——也就是校內或民間機構安排，花一萬塊左右就可以到中國看長城、住高級旅館、和北大學生交流的旅行。某種程度上，小光其實跟一般的大家並沒有什麼不同。
小光說，她其實並不全然認為台灣人對公共事務冷漠，然而現狀是：大家可能早上八點進辦公室，然後晚上加班到七、八點才能回家，緊湊生活侷限了人們關心公共事務的時間，面對多到數不完的公共事務，大多人都只能選擇幾個議題關注，也鮮少能直接付出行動。然而小光希望大家重新思考的是，在被壓縮的注意力上，到底還能分配多少去關心中國。小光認為台灣人並不是不關心中國，只是每當提及中國，大家的反應往往都會太過劇烈。
更要緊的是，大多台灣人缺乏對中國真正的認識，尤其對於中國公民社會行動的一塊所知甚少。「在中國，勞工運動還是有人在做，雖然只有被黨控制的工會才能合法存在。性別還是有人在做，雖然有人只是在公車上坐反性騷擾就被逮捕。」小光說，這些中國民間的努力在台灣都沒有被看到的，大家只會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獨裁政權，但去了解這些民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台灣缺乏對中國的報導與觀點，優良的報導都來只自香港或國外的媒體。
小光承認，她對於中國一件又一件的人權案件也會感到麻木，但這樣的麻木並不會阻止她改變現狀的希望，她說，她其實也很害怕，本身從事科技相關工作的她很清楚中國對於科技的監控，但她還是希望藉由各種努力，讓大家更去了解中國。
小光舉了關懷偏鄉教育的社會企業「Teach for Taiwan」創辦人劉安婷所講過的一句話：「你拿幸運做什麼？」而小光則想問大家：「你拿自由做什麼？」
回到日常社會參與，小光說，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做輕度的參與，例如每個禮拜都跟一個超越同溫層的人講話、去一個沒去過的地方並認識當地。這些都是讓自己繼續前進的方法。
小光以台灣青年的身份，希望大家能反思：你拿自由做什麼？
回到中國現況：習近平集權，對公民社會箝制不減反增
吳介民評論十九大後中國政局的發展，表示習近平權力益發集中，同時身兼多項中央領導小組工作，甚至破壞了中共二十年來兩項重要的政治規則：集體領導、隔代指定。首先，在鄧小平執政之後，中國最高領導層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簡稱常委）內，委員們通常有一定的勢力平衡與分工，採取「集體領導」制度。然而，習近平目前在統治權能上一人獨大，掌控人事權，常委裡面大多都是習近平心腹。
其二，則是同樣由鄧小平開始的「隔代指定」潛規則，意旨由前一任領導人指定現任領導人的接班人，例如鄧小平欽點胡錦濤、江澤民黨內指定習近平。然而在今年，由胡錦濤和江澤民勢力角力選出的第六代接班人：孫政才和胡春華卻分別因為被開除黨籍和自動退出，均沒有進入常委。吳介民認為，中國未來很大的問題就在於政治繼承，黨內問題連動國家機器，將可能造成政治勢力的崩潰和混亂。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觀察與推測，吳介民也指出，政府將會加強對公民社會的箝制。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社會壓制方法。在毛澤東時期，大多會動員老百姓對老百姓進行社會鎮壓。在鄧小平執政後，這樣的動員政治已經不太使用，改成制度化的國家監控和鎮壓。近年來情況又逐漸改變，在改革開放開始的二、三十年，公民社會雖然會受到壓制，但仍有喘息空間，不過這幾年來，公民組織、維權律師和網路異議人士都陸續遭到清洗，不僅沒有鬆綁跡象，反而加緊控制。
然而弔詭的是，中國目前已經不是共產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吳介民說，中國目前資本主義發展猖獗，市場日益蓬勃發展，民間自發的力量逐漸強壯，造成不一樣的壓力。之前中國熱門手遊「王者榮耀」，便被黨中央指責其內容和角色設定可能違反中共鼓吹的歷史認識。
最後，吳介民引用了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對中國的譬喻：「吊燈裡的巨蟒」，指出中國雖然已經較無威嚇行動，卻仍不斷以各種形式進行言論緊縮，讓人民自我審查、自我監控。中國目前禁止黨國體系要員和公民社會妄議中央，同時又鼓吹中華民族的復興。吳介民批評，這樣由國家鼓吹的民族主義夢想，就像是一種迷幻藥，很可能造成反噬。
台灣與香港的民主之路
重新回到台灣，吳介民認為無論中國對付李明哲宛如作秀的審判、或是香港接連對社會運動人士的判決都值得注意。他特別提到五年前，法輪功成員、智研科技總經理鍾鼎邦在中國被捕，情況類似李明哲，然而那次事件在台灣國內迴響極大，高達二十萬人連署、舉行凱道集會、還有多次立委記者會，再加上國外的關注，最終鍾鼎邦順利歸國。鍾鼎邦事件和這次李明哲事件相比的差異，值得深究。
吳介民談起台港關係，表示，中國一直很怕台灣和香港獨立勢力合流，知道對手害怕什麼，就應該可以考慮往那個方向前進。他也勉勵大家不要被既有的模式僵化，可以多發揮創意，思考雙方可以共同進行什麼、如何彼此提攜。
順著吳介民提到的台港合作，家儀將畫面拉回了香港，提到雨傘革命時政府施放催淚彈、威嚇向群眾開槍，種種都顯現了箝制的力度。在十九大之後，香港甚至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宛如回到台灣以前在電影院要起立聽國歌的時代。
家儀說，當初沒有人會想到，六四這樣大拘捕的情況會在香港發生，然而香港越來越多人被抓已是現實。家儀將香港與中國關係的脈絡攤開：1984《中英聯合聲明》後，大量中國勢力開始滲透香港，90年代政治、經濟的角落都有其勢力，1997年後滲透的勢力開始浮上檯面，2003年的七一遊行已有翻盤的趨勢。在那之後，中國一方面以法治方法打擊公民組織，另外也利用流氓組織NGO，讓群眾壓制群眾。
家儀語重心長地提到，在中國迫害法輪功時，許多不是法輪功的人認為自己不會被波及，因此也不出面聲援。然而，這樣的壓迫卻逐漸波及香港一般民眾。她認為，活在自由的人，就有責任和使命去幫助爭取自由的人們，去抗衡世界的專制政權。「我還是一個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我有良知，所以我願意和沒有自由的戰友一起努力。」家儀說。「恐懼沒有問題，我們都是人，我們都經過恐懼，才能開始面對恐懼，但我們不能因為恐懼而不行動，因為共產黨最喜歡的就是恐懼。」
與家儀所談異曲同工，小光提出了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禱詞作為收尾：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小光說，以後中國仍會像是拿著槍、指著頭一般威嚇台灣，而未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會知道。而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行動。她用自己的座右銘鼓勵大家：「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因為你就是沒有人，沒有人是萬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