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與二二八的對談：沒有加害者，怎麼談轉型正義？

文：李奕萱

這篇文章是摘錄和改寫自青平台與李明哲救援大隊、哲學星期五、華人民主書院於4月19日所共同舉辦的【明哲之夜 (2) 如何面對政治屠殺和傷痕：中國六四和台灣二二八】。這是一場跨國界、跨世代，兩位與談人均出身歷史研究專業，又兼具政治實踐經驗，將從中國六四和台灣二二八的對照出發，展開一場關於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的深度對話。

與談人簡介

吳仁華

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歷史文獻學者。六四後流亡海外，長期參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中國憲政協進會秘書長。1989年以政法大學教師身分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是首次遊行的組織者之一，曾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歷清場過程。1990年2月從珠海跳海偷渡香港，輾轉定居美國。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等書，均由台灣允晨出版社印行。

嚴婉玲

野草莓學運、反黑箱服貿運動參與者，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範疇是日治至戰後的台灣政治史、文化史。學術之外對於社會議題也高度關心，曾參與發起成立社會民主黨並擔任秘書長，目前在台南與一群青年成立「台南新芽協會」，期待在故鄉打開更多公共討論與行動的空間。

近年轉型正義的呼聲逐漸升溫，在以轉型正義作為關鍵政策的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去（2017）年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今（2018）年5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相關論戰更是在今年達到一個沸點。短短半年內，與其相關的爭議接連爆發：向蔣中正陵寢及銅像潑漆、國民黨新北市市長候選人侯友宜也被人起底曾是拘捕鄭南榕的刑警，再再引發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討論。

提到台灣轉型正義，經常會有兩極的評價，有人認為轉型正義淪為「政黨鬥爭」，也覺得社會應該要「向前看」了。然而在這樣聲音的另一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批評台灣的轉型正義大有不足，威權遺緒依然深植生活。

描寫二二八事件的畫作「恐怖的檢查」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六四屠殺見證人吳仁華參觀二二八紀念館後，感想是「非常不滿意」，直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紀錄不足，更是缺少加害者的資訊：

二二八死傷那麼多人，難道都是台灣前行政長官陳儀殺的嗎？難道都是警總殺的嗎？天安門事件也是這樣，數以千計的北京學生、市民死亡，破萬人受傷，難道都是鄧小平殺的？這麼重大的人權災難事件，不能只有一個主要責任者。

台灣曾做過二二八平反運動研究的嚴婉玲也指出，台灣普遍存在「只需要追究官員、底下奉命行事的人員不必追究」的想法，當她參與「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的資料庫建檔會議時，軍方的人堅持不公開不當審判案件的軍法官姓名。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時過已久的事件、社會的氛圍與官方的態度下，台灣轉型正義磕磕絆絆的路途上，查到加害者的身份難，讓其公開更難。

互聯網埋伏只為找到殺人坦克兇手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時間的沖刷再加上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長期噤聲，尋找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路並不容易；六四屠殺發生時間較晚，然而追尋真相的難度在中國的層層封鎖下，恐怕不亞於二二八事件。

吳仁華1989年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與學生一起參與八九民運，堅守天安門廣場，直到最後才撤離。吳仁華依然記得當初的恐懼：

那是我有生以來經歷過最可怕的事情，天空上都是子彈畫出來的彈道，兩邊都是裝甲車、戴鋼盔的軍人。

六四屠殺後，他逃離中國，定居美國。六四屠殺宛如他人生的分水嶺，有感於事件真相的缺失，他全心投入六四屠殺及事件後的鎮壓、清理的研究，透過網路上零碎的資料與線索，抽絲剝繭拼湊出部分的真相，建立加害者與受害者名單，被視為研究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第一人。

吳仁華的方法相當土法煉鋼，以自己擔任新聞工作者的經驗及學校考據學、目錄學的知識為本，在網路上大海撈針，利用不同的關鍵字搜尋資料，輔以中國政府宣傳平息反抗的書籍，一一比對、鑑定軍人姓名與部隊番號。「像小孩拼拼圖一樣，把真相拼出來。」吳仁華如此比喻。

接著，他把目標轉到互聯網上的退伍軍人、轉業軍人，雖然這些人對工作都有保密的義務，但在聊天時還是可能不小心暴露出部隊的番號。「我甚至進入各軍團的聊天室，每天都跟他們聊天。」吳仁華笑道。最後，他追出了血洗天安門的部隊名單，更是解開他多年來最耿耿於懷的問題：那輛追壓學生隊伍、造成11名學生死亡的坦克車上有誰？

二二八遲到太久的真相追查

相比於六四屠殺在中國依然是「不能說的秘密」，目前台灣已可以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暢所欲言，然而「缺乏加害者資訊」這點卻和六四屠殺有類似的困境。嚴婉玲說：

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的確不好找，但吳老師都可以找到四、五零年代國共抗戰部隊的番號了，憑什麼二二八找不到呢？

她也更進一步提出：

找到跟被列出來、被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可能會看到柯遠芬、彭孟緝、陳儀，再下來就沒了。但如果仔細看二二八研究的專著，還是會找到一些軍官的人名，只是這些不會被放到紀念館去。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二二八真相追查遲到太久了，長時間的言論控制延滯了應有的真相調查，白色恐怖的氛圍宛如濃霧包圍了民間。嚴婉玲舉例，1950年代，她父親的高職同學參加壁報比賽，畫了一個運動會上的跑者，好死不死，跑者的臂章號碼正是「228」，兩天後，這位同學就被請去約談。

在充斥恐懼的氛圍中，一個突破口在於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許多逃出了台灣的菁英持續紀念二二八事件，日本的台灣青年社從1970年代開始，每年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讓大家發表對二二八事件的個人感知。可惜這些紀念對真相的追蹤幫助有限，所得到的資料大多是斷簡殘編。

至於國內開始普遍談論二二八事件時，已經到了二二八事件40週年的1987年。當時，鄭南榕促成了二二八平反運動，串連各縣市發起民間自主遊行，才讓二二八事件見了光。隨著解嚴的鬆綁，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遍地開花，學術研究也加入了真相揭露的行列。然而時過四十年，很多受難者都已經過世，也有些仍在世的當事人不願意重提事件，一開始連做口述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都頗為艱辛。

轉型正義三步驟：還原真相、追究責任、社會和解

隨著對真相要求的呼聲上漲，二二八比較完整的報告陸續出爐，1989年在嘉義建立了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1996年李登輝前總統為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乍看之下，二二八逐漸被平反，真相逐漸浮出水面，然而事實上，台灣的轉型正義始終有所缺陷。

吳仁華說明轉型正義應有的步驟有三：第一，還原真相。第二，追究責任。吳仁華認為，加害者都要被紀錄，就算只是聽命行事也不得豁免，就像東德射殺翻越柏林圍牆的士兵也需要受到審判一樣。「前面兩個步驟都做到後，第三步才是社會和解。」吳仁華說：「台灣第二點沒有做到的話，不是二二八事件平反了、建立紀念碑了、有紀念館了、給賠償金了，就算是轉型正義。」

實際上該如何執行，嚴婉玲則提到各國不同的作法：西班牙對獨裁「刻意失憶」三十年後，通過《歷史記憶法》，並在今年決議將已故獨裁者佛朗哥遷出「烈士谷」；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致力於還原真相，卻缺乏追究與懲罰；南韓光州事件針對執政首謀者進行懲罰，對運動過程中的死者家屬進行補償與名譽平反。每個國家的做法不盡相同，嚴婉玲也承認，轉型正義不是一個中性的名詞，政治的角力勢必伴隨其中——台灣也是如此。

台灣沒有暴力鬥爭、緩慢進入民主化的特殊歷程，讓轉型正義卡在一個特殊的困境中，雖然在各方力量的拉鋸下，台灣目前轉型正義已經有了一定成果，然而與零分進步到六十分相比，從六十分走到一百分的路途必定更為險峻。未來轉型正義的應如何走下去，嚴婉玲認為，最重要的不是當權者怎麼想，而是取決於台灣人民對轉型正義的想像是什麼。

真相揭露、傳達依然需努力

學者對於真相的執著，讓原本深埋的真相有機會看見天光。儘管吳仁華對中國言論控管感到無奈，他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著手製作六四受難者的名錄。吳仁華說：

我個人能力有限，但我有心要做，再艱難也會做。這麼重大的國家人權災難事件，做這樣的紀錄是最基本的。

而對於從研究者變成執行者的嚴婉玲來說，在台灣已經有許多調查與研究的情況下，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讓真相被更多人看到。

網路是搜集資料、傳遞資訊非常重要的工具，可是網路也是限縮言論的工具。

嚴婉玲擔心如果民眾都安於自己的同溫層，即使史實、真相陸續揭露，也難以觸及更多的群眾。因此如何傳達正確的資訊給更多的人，將是未來的課題。 儘管面對的問題有所不同，台灣及中國在追求真相、轉型正義的過程依然有其類似之處，值得彼此借鏡。雖然前路漫漫，但現在能做到的，就是不要讓真相沈睡在歷史的角落，至於未來將要何去何從，就得回歸到各自人民對社會的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