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學自治成為上位者的擋箭牌——大學法改革陣線力推校園民主

編按:
明定大學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之精神的《大學法》，自1994年修正至今已22個年頭。近年來僅管有幾波《大學法》修正的討論與零星修正，卻缺乏有組織性的通盤檢討，過程中，大學生仍因制度的綑綁限制，發聲鮮少被重視。而近年仍舊有各大學發生諸如軍警入校與大學自治的矛盾、學權爭取的困境、學生參與校務的限制等等爭議與難題，再再突顯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權利，爭取攸關學生受教、生活的各種福祉，仍被大學諸多權力關係及利益糾葛掩蓋。我們將麥克風還給年輕人，請他們讓我們知道目前台灣在推動大學自治的過程中，學生所面臨的處遇。

文/ 李奕萱

今（2018）年臺大校長遴選引爆時，「大學自治」成為了反對教育部干涉的口號，也因此，「大學自治」的定義開始重新被檢討，有一方提出了質疑：以「大學自治」為立論之前，是否應該先檢視「校園民主」是否有被實踐？把這個問題放回臺大校長遴選的過程裡，會發現學生的角色相當單薄：在校長遴選的過程中，遴選委員會只有一名學生代表；臨時會議中學生代表所提的4個遴選相關議案，更是因多數決而被擱置。缺乏學生平等參與的大學自治，真的稱得上「校園民主」嗎？

今年4月青平台與教育廣播電台合作的廣播節目 「青年打造理想國」 中，邀請了時任政治大學學生會長的白家嘉、大學法改革陣線副召集人徐光成以及時任東吳大學學生會長詹仲昕，一同與大家分享推行校園民主的經驗。

論及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困境，白家嘉以「體制與結構上的不允許」作為概括的解答。徐光成則是直接批評校務會議中學生代表的比例：「從《大學法》來看，學生被保障的比例只有10%。」，並戲稱這失衡的體制結構「類似法國三級會議」：儘管學生占校園最多人數，在校務會議裡的席次比例卻最少。

不只是學生在會議中代表人數的不足，面對諸如大學公共事務規範上的不周、實際進行中的缺漏等問題，詹仲昕更是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大學自治變成在上位者的擋箭牌，把所有東西都推回大學自治時，難道就是真的民主？」

用對策略，學生也能挑戰高牆

        白家嘉，高三時經歷了太陽花學運，在與同學的討論中，開始對社會運動或校園民主產生興趣；大學開始參與學生會權益部、擔任校務代表，關心宿舍自治問題，最後當選學生會長，進一步深耕銅像拆除、英語畢業門檻、服務學習課等議題。

詹仲昕，高中時參與辯論社，並擔任宿舍幹部，在辯論社接觸到大量社會議題，因此重新反思了宿舍是否真的算自治；大學後，他持續參與宿舍自治組織，並擔任學生會會長。

徐光成，抱持對校園民主的期許開始參與校園事務，卻逐漸發現學生參與受限、學校主管身兼會議當然委員的球員兼裁判問題，因而開始更深入思考何謂「大學自治」。

        雖然出發點、面對的問題都不盡相同，在長期參與學生自治、與學校斡旋的過程中，三人都練就了一身好功夫。

白家嘉擔任學生會長期間，政大成功廢除了英語檢定畢業門檻。這個議題雖然在許多學校發酵已久，然而實際改革的案例卻是少之又少。白家嘉說明政大能成功的原因有三，第一，「廢除英語畢業門檻」醞釀了四年，因此廣為全校師生所知。第二，有法律系學生向監察院申訴，實質而醒目的行動不只引起校園議論，也讓學生會得以藉此深化議題的討論。最後一點，則是有語言所何萬順教授的支持，由於師長在校園中擁有比較高的影響力，因此尋求教授的合作與肯定是為關鍵因素。

當然，除了這些有利的條件，與合作的老師進行多次沙盤推演、與一個個校務會議的教授溝通、說明、舉行公聽會，甚至與東吳、清大的學生會一起發聲明、開記者會，繁複而細緻的前置作業也是成功的關鍵。

詹仲昕則在自己的經驗中，歸納出了三個心法，第一是利益交換，要提供可行的作法、政策給校方參考，幫忙列出好處及壞處，盡可能讓校方執行的困難度降低。第二則是做足功課跟準備，援引論文、教育部資料、他校作法比較，有備而來、言之有理，才能讓校方認真以對。最後，則是要好好傳承，學生來來去去，如何讓未完的議題好好串連下去，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徐光成補充，不只是要抓準時機、讓議題曝光，也要拒絕「因為我教學很多年了」、「我擔任這個職務很多年了」的單薄論點，盡可能讓師長、職員及學生站在平等的位置，以平等的權利地位來談事情。

各校學生聯合，一同向高牆說不

        雖然在現有的制度下，各校學生可以透過策略來影響學校規定、保障自身權益，然而制度層面的不完善，依然是校園民主化路上的一道高牆，疾病要治本，制度也要從根源改起，這正是「大學法改革陣線」出現的原因。

徐光成說明，以校長遴選為例，根據《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遴選委員會的組成應為2/5的校內成員、2/5校外公正人士及校友代表，剩下的則是教育部推派的代表。他指出：「多數學校的校內代表由教授出任，少數學校會有一個學生代表。大多數學校的社會公正人士則是由校務會議選出，由於校務會議代表本來就以教師、行政人員為多數，因此容易造成遴選委員會的組成受校方立場影響，甚至讓現任的校長有能力影響下一任校長人選，最後導致學生和職員的聲音無法被反映。」

私立學校的高牆甚至更難以跨越，詹仲昕表示，東吳大學董事會對校長人選握有決定權，目前東吳的校長遴選委員會中根本沒有學生代表。

除了問題滿滿的校長遴選之外，把重心拉回更頻繁的校務會議來討論，除了學生代表人數只保障10%之外，校務會議的運作模式也依然不夠周全。白家嘉點出，校長擔任主席，且負責會議的行政人員或議事人員本身是校長的幕僚時，容易造成監督不力，甚至校長也有能力干預程序法規委員會、挪調議案順序。詹仲昕則提到，私立大學中，當人事任命權掌握在長官手上，但會議卻缺少匿名投票機制時，很可能造成與會人士不敢表達意見。

為了處理種種既有的限制，大學法改革陣線將議題拉回根本，串連各校的同學，從《大學法》下手。徐光成說：「各個學校內力量太小、太零散，這是大學法改革陣線成立的原因。自己在校內戰場打不贏的，必須要團結起來，去改變比較上層的制度，再回到各自校園裡作結合。」

於是大學法改革陣線從2016年成立開始運轉，於全臺各地舉辦工作坊、交流會、座談會，與專家學者請益，並拜會立法委員，力爭《大學法》的修法，期盼讓校園民主真正落實在全臺灣的各所大學。

讓校園民主成為社會進步的基石

大學是跳脫制式教科書的起點，也是許多人參與公共事務的啟蒙，解嚴前，許多大學生悄悄對「民主」懷抱夢想，有人被抓了，有人被殺了，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對於一個更好世界的想像像野草一般強韌。解嚴之後，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野百合運動時更是集其大成，影響超越校園，進入社會。校園的自治及民主都是前人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那身為現在的學生，對大學自治及民主又有什麼樣的想像與期許呢？

白家嘉認為公共事務的參與對學生極為重要：「第一個是因為它深切影響我們的生活，第二點是，培養關心大學自治的意識非常重要，因為出了社會後，影響你的東西更多，而不只是侷限在大學自治這樣比較限縮的範圍。我認為大學自治就是要培養我們大學生的敏感度、對整個公共議題的關心度。」

詹仲昕則期許大學自治及校園民主得到學生持續的關注：「大學自治、校園民主是一個長期抗戰的過程，要有後面的人一直前仆後繼地上來。不管是新的觀點、新的看法，或是新一代的政治力量等等，都是可以從大學自治裡面發展出來的。」

徐光成想得或許更遠、也更為浪漫：「校園是民主的發源地，如果可以在校園內把民主往前更推進一步，是不是讓學生未來可以在社會上扮演更有力的民主推動角色？」大學的公共事務參與是學生的起點，而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制度來支援大學自治，真正落實校園民主，讓學生畢業後，更有能力對社會產生正向的影響力，正是大學法改革陣線希望能替臺灣做到的改變。

照片來源:Mitchell Wein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