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怎麼做？從德國經驗回看臺灣民間行動（下）

文/李奕萱  照片來源:ølivier

對於納粹、共產黨的歷史傷痕，德國從檔案、空間、除垢、教育等方向下手，政府、民間相互配合，共同推動轉型正義。回到臺灣，轉型正義最早是由民間力量開始，從下而上地推動，才能走到現在的成果。直到現在，依然有許多不同身份、領域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來替轉型正義進一份心力。

創辦共生音樂節，用年輕人的語言來說歷史

共生音樂節創辦人藍士博笑說：「關於轉型正義或是對臺灣歷史的理解，我跟年輕人可能已經是不同世代。我剛聽到時，就像是被雷打到的感覺，開始發現世界跟想像的不太相同。」因為這樣的「天啓」，他開始思考自己能發揮什麼樣的力量，讓議題被更多人看到。

藍士博替史明做口述歷史時，受邀參與長輩在自由廣場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當他抵達現場，卻發現活動臺下都是六、七十歲的長輩，人數也只有一、兩百。三個多月後，他在同個場地參與六四事件紀念晚會，現場的熱絡讓他大吃一驚。他因此醒悟：「歷史之於我們的意義是一樣重要的，但是能不能被接受、能不能吸引到別人，是方法的問題。」

因此，藍士博創辦了共生音樂節，透過音樂會吸引年輕人參與，並製作自己的產品、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創造曝光機會，最後再透過現場的二二八事件展覽、感性與知性的短講，讓更多人認識二二八事件。

為了讓活動保持創新力，他們年年更新團隊，因而催生了許多有趣的想法：他們曾經透過街頭快閃宣傳共生音樂節，也曾經在學測社會科考試前，發放有關臺灣歷史、二二八事件的題目；還有一次，他們在萬華區、中正區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中放入夾報，內容正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與共生音樂節。

不過無論有多少花招，最核心的始終是靜態展覽的內容，團隊會花整整半年的時間閱讀、討論、書寫。

「可能會有人問，為什麼要辦共生音樂節？簡單來說，我們想要選擇年輕人喜歡的方式。」藍士博認為：「歷史事件如果沒辦法被感受、被閱讀、被理解、被銘刻在心裡的話，就像是不存在一樣。」

從埋首檔案到走入社會，試圖形塑集體記憶

共生音樂節舉辦多年後，為了更穩定、組織化地運作，便創立「臺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長是李思儀，她曾參與主辦第五屆共生音樂節，而在更之前，她就讀於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參與編纂中研院臺史所《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論文主題是〈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青年學生的反抗行動〉。

長年泡在檔案裡，李思儀有許多心得：「我們想到檔案，可能會覺得一直存在官方的檔案庫，但其實沒有，很多沒有受到公務員重視，就沒有交出來；或是在轉型的過程中，一些檔案就繼續存放在過去的機關裡面。」

會有《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系列書籍，也是起源自2008臺史所研究員在二手書商拿到的一系列檔案，內容廣及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情治監控。原來，一位工作於保密局臺灣站的情治人員退休後，把資料帶回家，因緣際會下，後代就把檔案轉手給二手書商，檔案最終才得以重見天日。

「這批檔案裡面有很多各縣市的自新名冊，可以看出，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比大家想像中大。」李思儀提到，從檔案中他們也得知，儘管被害者賠償工作已進行多年，但仍有可能的受害者存在。

在參與研究工作多年後，李思儀決定走入社會，試著把故事告訴更多人。法國記憶研究《記憶所繫之處》提到，歷史研究來自個人記憶，個人記憶由歷史學者去彙整，看到更全面的狀況，最後形成集體記憶。李思儀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有很多來自各人的口述歷史，研究也建立了，但集體記憶還沒有形成，這也是為什麼我參與共生音樂節，希望把學術的成果透過音樂節的方式，傳遞給青年朋友和社會大眾。」

用舞蹈傳承歷史，訴說曾經不能說的故事

同樣用藝術說歷史，蔡瑞月舞蹈節也是每年備受關注的活動。蔡瑞月舞蹈社編舞家詹天甄多次參與蔡瑞月舞蹈節，試著向大眾訴說歷史的傷痛。

詹天甄成長於戒嚴時期，她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就是鄭南榕自焚後的出殯。那天她坐車經過士林，馬路上滿是黑衣人，開始有很多人抱怨塞車、咒罵街上的人，當時的詹天甄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報紙寫說鄭南榕是個暴徒。事後回想起來，她覺得非常受傷，就像她開始聽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故事一樣痛苦，覺得被深信的世界背叛，。

詹天甄曾就讀標榜為全國舞蹈最高學府的國立藝術學院，學校課程中沒有臺灣舞蹈史，她曾因此以為臺灣文化水平落後。直到她遇見啟蒙老師蔡瑞月，她才意識到臺灣早有如此厲害的舞者，當她得知蔡瑞月在白色恐怖時期的遭遇，更是讓大受衝擊。

蔡瑞月出生於日治時期，高中畢業後留日學習現代舞，曾在南洋有600多場的舞台經驗，回臺後，也曾在臺北中山堂表演。然而，她的丈夫因「通匪」之罪被驅逐出境，她也受牽連入獄，監禁於綠島3年。出獄後噩夢未完，她每天要向政府回報狀況，政府隨時一則通知，就可命令她到指定地點表演。

「蔡老師出獄後，跟國際音樂家馬思聰合作，編創〈晚霞〉，花了七年的時間，都已經講好內容，結果文工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工作會）卻跟老師說，要找國立一專的師生來幫忙，慢慢地，就把演出蠶食鯨吞，最後還把作品拿去慶祝中華民國70年國慶，在報紙上發布：蔡瑞月跟他兒子退出演出！」詹天甄語氣猶帶憤恨不平。

看著老師受苦，聽著受難者的悲傷，她因此開始投入轉型正義，以舞蹈做為介入社會的工具。1994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面臨強拆，她自願與夥伴爬上吊車，高吊15層樓長達24小時，宣示反迫遷的決心。而現在每一次的蔡瑞月舞蹈節，也總會看到詹天甄的身影，或編舞、或表演，她總不會缺席。

哼哼唱唱，譜出白色恐怖的記憶

參與轉型正義的行動可以是大規模的活動，但也可以小至個人。臺北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李承哲於去（2018）年與夥伴們完成了一張專輯《上溫暖的勇氣》，用不一樣的方式來談論轉型正義。

故事的開始要先拉回他的大二，李承哲參加了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營，第一次接觸轉型正義，他震驚於國家對基本權利的侵犯，滿腔熱血想為議題貢獻一己之力。

經過了兩年的沈澱，他開始思考，能否用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傳遞自己相信的理念。於是，沒有音樂底子的他，在擔任去年人權營的工作人員之後，與營隊的夥伴一同譜曲寫歌，並把歌曲整理成專輯，希望透過音樂轉述自己對受難者故事的想法，讓更多人有所共鳴。

李承哲與朋友的自創曲是《向陽的百合花》，不懂樂理的兩人在腦中模擬旋律，透過哼唱的方式錄音，再找人幫忙寫成譜。為了讓音樂不那麼單薄，他們特地找了音樂創作者艾文幫忙編曲、錄製。最後的專輯包含三首學員自創曲，以及一首合唱曲《千風之歌》，《千風之歌》原為政治受難者用來紀念獄中去世好友的歌曲，透過這次機會，他們以二十人的合唱重新演繹。

李承哲表示：「當我們講『正義』的時候，好像就會立刻阻斷對話的可能，因為像是在說，不同立場的人是不正義的。轉型正義需要更多的說明與討論，所以我才透過音樂、故事，希望讓更多人認識這段歷史。」

不過，他也承認，雖然一群人做專輯做得開心，但效應很有限，並不容易喚起社會大眾的重視。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培力：「想要傳遞的理念即便微不足道，只要相信那是正確的，就可以用你最擅長熟悉的方式，找一群認同你的夥伴，完成這樣的一件事。雖然不是特別厲害，但只要對自己的人生厲害就夠了！」

從參加營隊到畢業論文自主研究

同樣是學生的，還有東吳大學政治系四年級的孟嘉美，她的畢業論文以轉型正義為題，研究讓讓府願意在民主化三十年後，推動轉型正義的因素。

她的轉型正義啟蒙，來自現任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在學校修完陳俊宏的一門課後，陳俊宏推薦她參加綠島人權營。填寫報名表時，她翻閱了學術文章、網路資料，因而接觸到轉型正義。當她實際踏上綠島，看到關押的現場，聽受難者講述故事，更是感到震撼萬分。

離開綠島，孟嘉美選擇繼續認識轉型正義，她先是修習「死刑與人權」，研究特別刑法與白色恐怖的關聯，後來又在畢業前夕，開始做受難者視角的轉型正義研究。

學者艾斯特（Jon Elster）曾指出：「民主化時刻越遠，轉型正義被實踐的可能也會隨之降低。」孟嘉美針對這個論點深入研究，在吳乃德、吳叡人的論文中找到原因：第一，道德難題會開始出現，民主化剛開始，民眾會想把過去的不平等去除，因此道德要求會比較低；再者，民眾的遺忘加上許多社會的困境，也會導致轉型正義無法實現。

既然困難重重，是什麼讓政府願意在民主化三十年後，啟動轉型正義呢？孟嘉美試圖尋找答案，訪調三個主要的政治受難者組織：臺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過程中，她注意到受難者組織的出現，很多是因為出獄後，被警察針對、被監聽、無法找工作，為了生活，才慢慢集結。她也看見受難者組織不同的統獨立場及意識形態光譜，開始可以用更全觀的視角來分析。

研究的最後，她很希望能找出轉型正義超脫政治任期的解方，她論文中特別提到，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因保守派上任，歷史記憶項目就被刪減了70%運作基金。而她的設想是，從婦聯會回收的錢，是否能透過公共討論或制定相關法律，用於延續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

從缺乏轉型正義的民主化，到民間自主聚集互助，追求真相，最後才得以由上而下，以政府的角色來進行。轉型正義走到今天，依然有不少課題需要處理。

藍士博提到，轉型正義要如何深入民間社會，仍是最大考驗。教育是一大困境，不只是師資、課綱、教材的問題，考試制度也限制了學生選擇題以外的思考；此外，在有了人權館、二二八紀念館、不當遺址之後，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用什麼樣的框架跟結構，才能把目前的資源做整理及盤點，讓不同領域的人都能得到資源。

而轉型正義對臺灣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李思儀認為，轉型正義是一個過程，最終目標是追尋臺灣社會所需要的正義。李思儀說：「正義到底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但臺灣的經驗會得出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孟嘉美呼應李思儀的說法，認為轉型正義的「正義」沒有公認的定義，只能透過個人生命經驗，與社會議題對話，不斷自我辯證，才得以產生。不過她提醒，社群共識中的正義，跟政治受難者的正義可能就會有所差異，要怎麼尊重受難者的想法，而不是強加大眾的想像，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