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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紀實】愉悅重生，或痛不欲生？

「當海外志工在田野中，遇到當地文化與普世價值或個人價值有所衝突時，志工應如何適應與改變？」

由青平台主籌成立的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策劃的《國際志工再定義》系列講座，於5月14日晚間再度登場。以「田野中的自我認同：海外服務中的衝突與適應」為主題，討論志工於服務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自我認同混淆，進而產生衝突或改變。由中國環保組織志願者林吉洋擔任主持人，台大社會學博士趙中麒為主講人，並邀請曾任不同國際組織志工的平台成員朱令儀、王慧思與洪翠苹分享他們的經驗。

分離、轉變、再重組

曾以泰緬邊境族群議題為研究主題的趙中麒博士，有多次深入田野採訪的經驗，對於志工於面臨異文化衝擊的自我認同，有著深刻的見解。

他認為擔任志工的動機，並非因為志工身分帶來的光環，而是進行一種生命儀式。

在出去接觸外部世界以前，自己的價值觀，與對世界的認識，都是在原先身處的社會與環境中型塑，因此當他首次接觸到外部世界，接受到不同觀點的相互衝擊與矛盾時，可能是相當痛苦的過程，如同人類學中的「Liminal Phase」，意指儀式中的人脫離了原來的身份，又未曾達至完成儀式後的新身份，是身份、角色、自我意識、對外關係都難以確定的尷尬時刻。也是一種象徵性的死亡與重生。

而這樣的生命儀式，共會經歷三個階段：分離、轉變與重組。

分離（Separation）：當志工前往海外服務前，他必須與家人、朋友分離，更重要地，他是與過去的生活、人際關係等分離，準備開始不同的生活。
轉變（Transition）：當志工於田野中發現與自己過去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文化，甚至是與自我價值觀相衝突的當地文化，讓他開始產生自我認同混淆。這也是心理最痛苦的時刻。
重組（Reintegration）：志工於適應與思索後，開始「部分重建」自己的價值觀，但仍保有自己原有的價值觀。

趙博士以幾個例子與大家分享：如面對「以手吃飯」和「原住民輪杯」文化時，志工可能因「現代化教育」中的公衛知識，認為可能不衛生或有傳染病的風險，而在心理上產生抗拒。又或者，前往擔任志工的地區，是一個較晚步入「現代化」過程的部落社會，聽他們的長者講古，提到他們以暴力行動驅逐進入他們部落領域的人，這種行動，發生的時間可能距今不遠，當他們講述的時候，仍可以感覺到他們的血液在沸騰。他們的做法，或許會和我們的和平價值觀牴觸，但那是「那個時代」捍衛傳統領域的方式。

愉悅重生，或痛不欲生？

當發生自我認同衝擊時，希望自己死狀悽慘或優雅殞落？是踰越重生，還是痛不欲生？

趙博士認為有三個原則，可以幫助我們的重生過程更加順利：

共融與入境隨俗（Rapport and Go Native）：避免用自身既有價值判斷田野中的人事物，如有些文化中沒有私有財產的觀點，或是以手吃飯等。盡量用當地人的角度理解當地文化，但並非追求變成當地人，因為這是無法達到的。而閱讀相關資料，能促進文化差異的理解，也能幫助我們避免用自身價值判斷當地文化。

接受普世價值與文化差異的衝突（Culture shock and identity disorientation）：認知到田野中必將面臨到價值衝突與文化差異的事實，但在尊重文化差異時，或對特殊價值的立場與態度，應有自己的思考，避免總是落入「這是他們的文化與社會，我尊重。」的廉價教條式主義。

不斷自我重建（Self-reposition）：自我認同重建並非完成後即一勞永逸，當志工每每面臨到不同的文化衝擊，可能就會再度產生重建的過程，因此這是不斷變動的過程。

禁絕情慾或回歸人生

志工在田野中，可能面臨到的另一難題就是「個人情慾」──是否可以與當地人談戀愛或是有親密關係？或是應禁絕自己的情慾？

趙博士認為，志工應先了解每個社會自己的性別文化與界線，例如他曾於泰國進行博士研究時，其中一位研究對象於吃飯時幫他夾肉，並展現微笑，他知道這在當地文化中代表對方「有好感」的意思。而他知道自己兩週後將離開，無法接受進一步的交往，當時自己馬上就幫在場所有人也夾菜，化解掉尷尬。

又如美國人類學家肯尼斯．古德（Kenneth Good）36歲時於亞諾馬米部落（Yanomami）進行研究，並娶當地15歲女孩亞瑞瑪（Yarima）為妻，在1980年代也引起許多關於人類學家是否可以與研究對象發展關係的討論，「情慾研究方法」，這種透過婚姻關係變成局內人（insider）的研究策略，也一直存在爭議。

趙博士認為，不論在田野中選擇禁絕情慾，或是回歸天性，順應情慾，選擇後是否準備好接受別人的檢視與評判，才是重點。「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和當地人在一起，就請將褲襠上的拉鍊拉緊。」

尋找自我認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擔任與談人之一的朱令儀，有著特別的成長背景，從小在泰國、英國和台灣等不同國家長大，讓她在哪裡都被當「外國人」。也因此對於尋求「自我認同」更有深刻體驗。

大學時期，令儀曾到育幼院擔任志工，陪伴小孩。一天，她看見因為有幾位善心人士帶玩具要發給孩子們，孩子們竟然自動地回到房間換上漂亮的衣服，並嚷著”It’s show time!”讓令儀發現，身處育幼院的孩子，在各種情境下，其實沒有選擇。

有一次，她聽見有一位年紀最小的孩子在房間哭，發現他是因被老師處罰，臉上被針扎出一道很像鬍子的痕跡。她很難過自己只是「志工」的角色，無能為力改變當下的情況。

或是另一次，令儀發現育幼院廚工的智障兒子，與院內的孩子有很多親密的接觸，並且教導他們一些有關生殖器的詞彙，令儀認為不妥，馬上反映給育幼院人員，當時院方就暫停了煮飯阿姨的工作，卻間接影響到院內的孩子只能改吃便當。

對於志工角色無法改變現況，或是試著改變卻影響到當地原有的生活，令儀仍然不知道最佳解為何，卻一直將這些故事放在心上，時時提醒自己在現在的工作岡位上，能有多一點的思考。

對於擔任志工時會面臨的自我認同衝突，令儀也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SOP）：旅程、感受、震撼、掙扎、行動。在旅程中感受到差異與震撼，可能一開始會掙扎，而想替事情找合理的解釋，到最後理解並展開不同的行動，令儀認為這個過程其實就跟冥想三步驟（體認、查覺、接受）相似，而這在志工旅程中都是持續不斷的過程。

令儀認為，志工的自我察覺應回歸到「人」：觀察自己如何理解與傾聽，對象如何同樣地感覺自己，是持續的功課。志工應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無論對錯，都對自己誠實。若因自己無法採取行動而無助時，仍要原諒自己，在自己的位子上仍持續做自己相信的事情。

工作與生活的文化衝擊，每天都在熟悉與遙遠當中拉扯

過去在中國《綠色和平》及《樂施會》工作的王慧思，曾遠赴祕魯《婦女與社會組織》擔任志工，他分享了自己在不同文化與組織中工作的經驗。

其實慧思未曾視自己是「國際志工」，對他而言只是在不同環境，做自己本來從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出發動機也是因想看看有別於以往服務的國際型大組織，較本土的組織型態有何不同。

慧思第一個感受到的就是工作文化的差異，他上班第一週發現辦公室都沒有人，同事都出差去了，辦公室只有他和實習生，且因為組織人很少，幾乎所有人的職稱都是管理階層，跟以往在《綠色和平》或是《樂施會》科層式的組織架構差異甚大。

祕魯該組織的工作方法也不相同，慧思當時被指派要建置一個線上課程的網路平台，但是組織過去沒有建置網站的相關經驗。資訊背景出身的慧思，過去受到的訓練都是該先從使用者調查開始，再逐步釐清網站應該有的功能，但服務的組織因為資源和自身能力的原因沒有落實該步驟，直接就開始建置網站，讓慧思覺得不可思議。最終網站還是建置完成，但他也不清楚後續的運營情況。

除了工作文化的差異外，在日常生活中，慧思也感受到與秘魯文化與華人文化相似與差異之處。

當地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小型巴士為主，無固定路線或站牌，只要看見有車經過就可以招手上車，車掌直接身兼售票員。剛開始不太適應的慧思，經過兩三次的嘗試後，體驗到這種隨興的樂趣，時常搭乘小型巴士到處走。

另外一個有趣的部分是飲食文化。在庫斯科（Cusco）一帶是高原地形，容易產生缺氧，緩解高山缺氧症狀，在他國違法的古柯葉，在當地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嚼食和泡茶都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天竺鼠也是當地有名的傳統美食，有些人認為這種飲食文化很野蠻，但其實在西班牙人進入祕魯殖民前，當地其實沒有牛肉，以天竺鼠為主要的肉食來源。「只要了解文化現象背後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他們。」

但其實秘魯當地有很多華人，因此也有與中國文化相似的飲食，例如有許多「本土」中餐廳，提供經過秘魯本土化之後的中國菜，口味類似，但還是有大差別。反而在秘魯菜裡，可以吃到很多中餐的味道。「原本遙遠的距離，馬上被熟悉的感覺所取代，每天都是在熟悉與遙遠中拉扯的狀態。」慧思回憶那段在秘魯服務的日子，真是別有一番體會。

慧思認為大家不必將志工角色看得過重，只是換了一個環境工作，但因為背後可能有其他資源挹注，所產生的「權力關係」讓志工不能太隨意地扮演這個角色。志工不必想一定要「改變」，這是一個互相學習而產生改變的過程，幫助志工認識自己。

在台灣也會有文化衝擊，抱持向對方文化學習的心

曾參與印尼搶救熱帶雨林專案、菲律賓原住民聯盟志工的洪翠苹，回台後曾參與八八風災災後部落重建工作，感受到同樣在台灣，也可能會有文化衝擊。

森林系背景出身的翠苹，在學習過程中歷經「原住民是生態殺手」到「原住民是生態守護者」的轉變，論述上的轉變在實際進入田野後，才發現現況可能是複雜而多元、游移在光譜兩端間的動態。

一次，她跟著部落的叔叔一起上山，當戴著頭燈的叔叔發現水鹿時，叔叔非但沒有獵殺牠，反而用石頭丟牠，叔叔說，這隻水鹿太笨了，要讓牠知道，下次看到燈，要提高驚覺性。叔叔又繼續說，有時，其實很不想打太大型的動物，但身為一位獵人，負有餵養部落的責任，這些獵物不是他個人的能力展現，是祖靈要給他的，所以不能不打。這些經歷讓翠苹發現，獵人與動物間不全然是對立的關係，而獵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及其與部落、與祖靈、與自然間的關係，其實是這個透過科學堆積起對自然理解的她，所難以用知識去明白的。

曾因為動物權而嘗試吃素一陣子的翠苹，在面對部落於各種重要慶典便以殺豬慶祝時，她總在一次又一次親眼觀看的過程裡，去一次又一次探索文明與非文明的辯證。翠苹自問，部落參與宰殺到烹煮的過程就比較不文明？那不知道食物怎麼來、送到眼前的食物都已處理過未見血的就比較文明？些衝擊都讓翠苹向對方的文化學習，重新思考與定義人與自然或動物的關係。

翠苹開始反思，自己對動物或自然的認識只是來自教科書，而非親身接觸。

而大學時期受女性主義思維影響的翠苹，對於女性自我意識有自己的想法，卻在部落經驗中重新思考男女互動方式與文化。在分享經驗前，翠苹強調她的經驗不是部落特有，在許多地方都可能發生，只是她剛剛好在部落遇到，也因為是在田野裡遇到，讓她重新去思考這些遭遇帶給自己的學習。一次，她被喝醉的叔叔「有意識地」抱住，當下她沒有反擊，事後向部落人反映時，他們只回應：「這就是我們與漢人文化的不同」，但翠苹自己內心清楚當中的「同與不同」。雖然那次翠苹來不及反應，在過去訓練背景下，她也對自己的「沒反應」感到氣憤，當下的她深刻感到「概念」與「身體」間的落差，而她問自己，還走不走這條路，既然要走，那就把這次的經歷當寶貴提醒，並開始練習對事件的反應，這樣下次再遇到時，她就更知道如何預防，或是如何面對這種衝擊。

「不要因害怕跌倒而開燈，而要因為跌倒才開燈」翠苹認為海外服務者面臨文化衝擊時，應專注在自己的路上，不因過分恐懼而關閉任何開放空間的可能性。

幫助自己打開世界觀，就已是對當地的助益

最後，趙中麒博士提醒，志工總是期待自己能給當地最好的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也認為自己習慣的做事方式才是最好的，例如重視標準作業流程等，反而會讓自己陷入「專業主義」的迷思中。

在海外服務時，志工必搭四艘船（Ship）：建立關係（Relationship）、朋友關係（Friendship）、信任關係（Trustship）、夥伴關係（Partnership），與當地建立良好的關係，是志工應該重視的課題。

千萬不要認為自己一定能幫助到對方，其實藉由志工服務，幫助自己打開世界觀，也許就已是對當地的助益。好比趙博士在泰緬邊境進行難民研究時，每天只能與當地人喝酒、聊天，沒有實質的幫助，但最後他的博士論文，卻讓人們開始關心這個議題，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田野倫理問題雖然沉重但不能迴避，因為每次志工服務的影響，將是長久的。